当代对保尔和《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的态度分裂得很厉害。一方面，保尔的那句关于生命奉献的名言至今频繁出现在学生作文中，书也长期作为中学课外必读，成为一种励志和榜样的象征；另一方面，网络上有大量对保尔这一人物和他那种把有限生命完全投入集体事业、几近“去个性”的生活方式的质疑和抨击，认为在多元化的今天这种榜样已经不那么合时宜。

问题并不是否定为理想而奋斗的价值，而在于当今社会的复杂性早已超出单凭热血就能解决的范围。一个最平常的例子是“扶不扶”问题：遇到倒地老人要不要扶一把，现在都成了公共讨论的难题——从春晚小品到现实中的天津海河溺水围观事件，都反映出公众在利他行为上的犹疑。社会越来越“原子化”，个人独立性增强，这种环境下利他主义不像过去那样被天然期待，个人更多需要考虑自身风险和利益，这也使得保尔式把全部生命奉献给集体的模范显得不再那么自洽。

另一个争论点是关于保尔本人的“可选道路”。网络上有说法称保尔本能获得更高的权力、甚至与高层有联系从而能当“大官”，但考据派把小说与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对照后指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时虽参加革命但很早受重伤，后来多病、仕途短暂且因伤退隐，实际并无长期攀升到国家领导层的可能。因此那种“他本可以当大官却主动放弃以证明纯粹理想”的说法，容易是夸大的解读。

更为激烈的是网上对保尔价值取向的道德批判。有大量讨论把矛头指向：为了所谓“伟大事业”牺牲个体的痛苦是否正当？有人把书中对外部奢靡与家乡贫困的对比拿来质问，认为保尔式的无视世俗享受与对个人生活的剥夺，暴露出某些激进左倾者在价值选择上的冷酷。另有争议集中在他对待冬丽娅等人的态度上：对女性的批评和对“资产阶级情调”的不容忍被视为苦难文学里的教条化，长期影响了模范人物形象的塑造——非但要坚定理想，还得表现得极度艰苦朴素。这样的价值观延续到现实，比如公众对某些节俭榜样的感动，被用来肯定清贫即高尚的审美。

总体来看，如何看待保尔与《钢铁》更多取决于对时代变迁的理解。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个人权利、生活质量与多元价值的社会，盲目的苦行式榜样不再具有普适吸引力；但这并不全盘否定为公共利益奋斗的精神。厘清历史事实、理解人物所在的时代背景与今天的社会结构差异，是评判这类文学与榜样是否仍应被推崇的关键。